市政协召开机关全体会议

然而，随着经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瓦解，中国民族之灵魂随之飘散，中国社会随之进入后经学时代。

共向657个市县的1197位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个人发放了调研问卷，31个省区市的改革办、编办都提交了深化地方机构改革调研报告。三、扎实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落实举措此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事关重大，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坚决贯彻落实。

如此次改革中组建了党的社会工作部，改革了信访体制，使党能够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倾听人民心声。重新设置了老龄工作体制，在老龄社会来临之际更好服务养老事业。一要坚决确保各项改革任务和要求落实落地，不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不阳奉阴违、不扰乱人心，不得散布违背改革的言论。新时代机构改革也必须坚持改革与法治相统一、相促进、相协调的原则，要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上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同时通过改革促进法治化治理和法治化的党和政府职能建构。2008年机构改革在这一方向上继续深化，强调以人为本、推进科学发展。

中国的体制决定了机构改革必须自上而下进行，由中央统筹推进，在中央的统一谋划部署下不断完善与重构，以实现党中央机构改革的意图，以保证改革的整体性、协调性和有序性，并确保改革过程中机构的有效运转和职能的有力履行。第三，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真正从理论上概括和提升中国法治实践，不仅要总结中国本土法治经验，更要具有全球视野，恰恰是在全球法治发展道路和法治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才能真正提出形成一套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第一次学习了西方的一元主义法治观，强调以国家法为中心，构建国家法律体系，而礼的部分或被废除、或被吸收在国家法中。然而，伴随着主权国家的兴起，罗马法复兴运动和法律科学的兴起，特别是在古典自然法学派中，认为法是人类理性建构起来的，因此应当是普遍性的、一般性的、永恒不变的。党的十九大以后，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把党的领导直接写进宪法第一条的正式条文里，以国家根本法的方式理顺二者的关系。强调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其二，普通法系国家法院主导的司法法治国，即由法官造法的判例法起主导作用，法院甚至行使司法审查的英美模式。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

其一，政党法治国之所以区别于行政法治国就在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党体制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政党体制根本不同。由此可见，我们要理解法治，需要坚持法律多元主义的视角，而不能陷入西方实证主义法学派法治观的窠臼，将法治仅仅局限于国家正式制定的、具有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特征的国家法，局限于国家法一元主义。其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基本原则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礼法传统的有益要素。①中央近年来出台一系列文件，关注在法治建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

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唐律疏议》是代表性的法典，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影响日渐衰微。观俗立法不仅仅停留在理念和思想层面，还直接反映在立法和执法实践中，都是中华法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理想层面，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主张天下无讼以和为贵，崇尚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从司法适用是否平等角度看，中华法系蕴含的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源远流长。

上述规定亦为明清两朝所继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强制性地惩罚违法行为，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思想道德的问题。

诉讼与无讼，看似矛盾，实则是中华法系的智慧所在。第三，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华法系既融哲学、法律、道德、政治、伦理于一体，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构建理想的伦理礼治秩序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又推崇自然和谐理念与天人合一思想，寻求自然和社会的秩序与和谐。精准落实宽严相济，要根据犯罪性质和具体情况，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中国古代司法也蕴含着一刑思想，个人的功过、道德品性不能影响定罪量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传统中国并不仅仅是一句宣教式口号，还落实在具体治国理政实践之中，具体可用富之教之四字概括。（六）坚持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可以从中华法系中汲取有益经验，实现创造性转化。早在西周时期就要求惟察惟法，防止官吏在司法活动中枉法裁判。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传统民本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中华法系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要立足中国、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深入思考在新时代如何赋予中华法制文明新的内涵，不断推动中华法系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四）坚持观俗立法在大一统立法体制之下，中华法系同时注意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了观俗立法、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以实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富民教民的举措，奠基于孔子回答冉有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对话中。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核和治理智慧，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而推动中华法系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调解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治理制度和方式，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矛盾调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也是对中华法系中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治理思想的升华和发展。第一，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法治建设，确保法治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明德慎罚思想肇始于西周时期，简言之，明德就是倡导敬德、重德、保民、惠民，慎罚就是主张刑罚得中、避免滥刑，强调重视道德教化，实施德教德治，刑罚适中宽缓。

（五） 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完善，是我国在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经验的总结，更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发展与完善。既是中华民族对法制文明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了独具匠心的民族性，又成为世界法律文化史上的典范和高峰，呈现出独树一帜的世界性。

此外，中华法系还逐渐孕育和发展出君主和臣民都应共同遵守国家法律的观念，这一观念在整个传统中国一直不绝于书。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实现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需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饶的社会土壤中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讼与和谐成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

出礼入刑，强调礼对律、法、刑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以礼代刑，传统中国并没有忽视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同样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制定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至唐朝时，在国家律典层面形成了与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有关的专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从而成为区别于其他法律传统并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独树一帜的法律系统，即中华法系。

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原则，也在具体司法裁判中有直接体现。（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确保社会稳定、和谐有序是中华法制文明的价值追求。

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中华法制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礼与刑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本身虽有所不同，但二者最终都统一于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

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过程中贯彻民本理念的基本路径。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